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79年，这是中国雕塑进入当代的时间节点。回顾1979年以来中国当代雕塑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它与中国社会具有一种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也就是说，当我们将中国当代雕塑放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中考察时，可以从雕塑的发展变化中，解读出社会变革的轨迹，发现社会发展变化的表征；反过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当代雕塑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为当代雕塑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思想能量。

    中国雕塑在1979年开始向当代转型时，当时存在着两个基本取向：一是接续西方古典雕塑的传统，二是引进和学习西方现代主义的雕塑传统。这实际是两种不同的知识系统，相对而言，更具张力和创造性的应是后者。

    1979年“星星画展”的举办对于中国当代雕塑而言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王克平的木雕作品，成为“星星画展”引人注目的焦点。

   进入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转变，中国开始真正进入了世俗社会：经济优先，效益至上，全民经商，功利主义等开始成为世俗社会的价值观，80年代的群体性、精神性、理想性开始被90年代的个体性、世俗性、商业性所取代。

    在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前，雕塑虽然在观念、形式、语言上有了相当的推进，但其主要工作还是学习、演示西方雕塑，真正就当代性而言，还存在很多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雕塑界发生了重要转变，即观念和文化上的转型。文化转型的基本特征是，从这时开始，雕塑面貌大变，它们呈现出了一些与过去不同的特征：雕塑艺术开始由审美走向文化，由语言形式的问题转为观念的问题。如果过去人们更多是从美的形式出发，把雕塑看做一种形式的创造的话，现在，文化的意识、观念的表达则成为雕塑界更加关注的内容。 

  2000年以来，影响当代文化进展的有两个关键因素，即媒介和图像。同样，媒介和图像也为当代雕塑带来了直接变化：虚拟雕塑形象出现了，在图像时代，人的形象在雕塑中大量复活，但是此时的人不再是过去“高贵而单纯”的“人”，而是图像化、虚拟化的人。这些人和其所活动的具体生活场景很难再一一找到现实的原型和对应物。 

    2000以来，在当代雕塑中，新的一代崭露头角。一批在校或刚刚毕业的青年雕塑家创造出了一种新锐的雕塑模式。这些新人和新的模式应该是2000年以来中国当代雕塑最值得关注的现象。其中，代表性人物和作品有：陈文令的《幸福生活》、陈长伟的《12生肖》、韩潞的《向左走，向右走》等。 

    2000年以后，在当代雕塑“中国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作品。比如，刘永刚创作的100多件名为《爱拥》的系列雕塑，恰好吻合了中国雕塑走向世界和寻找中国这两个学术方向。再如田世信、曾成钢、陈云岗、蔡志松等人的创作，证明这个时期的雕塑家不再像过去那样，采取二元对立的立场，将从民族的形式特征中吸取资源看做保守，他们强调继承民族的文化，也不排斥向国外学习，雕塑界的这种变化应该是心态成熟的表现。

    中国当代雕塑不断发展、走向开放的过程，见证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它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形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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